宋子文的茶书馆

     看了这部曾一度被定义为“中国公路片”的电影作品，我过多的把注意力投入在故事本身，原因不仅仅那是顾小白的剧作，而是那些似曾相识的情节，确实激起了我的伤感，让人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某种自揭疮疤式的自醒力量，值得附议。

     都说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有文化虚弱症，既不能象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生人那样想当年话从头，也见不得八十年代孩子们那股子“想当然”式的矫情。我想无论是我，还是顾小白，都会对此深有感触，对人对事往往都是冷屁股对着人家的热脸膛，不言不语地懒得去跟谁做思想总结，只酒足饭饱后的一声SB就算是给出态度了。招人痛恨，也遭人诟病！

    《红色康拜因》曝露了小白骨子里的一点文学脆弱，但也裸现了他生存观念里潜藏的些许坚忍。片中那无时不将自己与父亲对立起来的儿子，事实上与我们这些以叛逆家庭为荣的一代人何等相象，我们都经历过从对父辈的偶像崇拜到深度痛恨的过程，都有过那种刀砍不入、油泼不进式的叛逆青春。打乳臭未干但却自以为成人成事的那天起，就想对父亲说声NO，心想我有手有脚没了谁都一样生存，为什么总要挨着你的痛骂接受你的施予。

     影片里的儿子是个矛与盾的两面体，他沉默起来，你分不清他的哪个层面是爱，哪个细节是恨，更不会分辨清他的情感究竟是流露在哪里。可以说，与父亲同行的这一路，也是他成长的一路，正如那漫山遍野的麦子由青变黄。儿子起初对父亲的痛恨，是源自于他对旧有家庭生活状态的缅怀与捍卫，而最终他背离父亲的远去，却源自于他对旧有家庭理想的破灭。这其间，他经历了一个很残酷的思想蜕变的过程，残酷得要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杀人凶手，把自己逼迫到绝境。

    影片交代到残酷的细节时，平静得让人心底有点暗暗发冷。儿子恶毒地告诉父亲，说自己亲眼看着母亲喝下毒药死去却没有上前解救。他那个时候，就已经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叛逆的凶手，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——把刀子捅向眼前这个罪魁祸首，开着康拜因撞向这个在自己思想里被妖魔化了无数遍的父亲。这个暴虐的情节，与李樯在《孔雀》中刻画老三下毒“弑兄”的段落何其相似，吕玉来在这两部电影里前后完成了“弑兄、杀父”这两宗大不逆之罪，沦为一个七十年代文学创作者的刀斧，以两种生存状态诠释着这一代人心魔与梦魇。

    自古以来，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文学意义上，年轻一代“弑兄、杀父”的情结永远都在，任由你怎样回避都回避不开。少年对于独立的迫切，把以父兄为代表的伦理桎梏当作是某种障碍，加以痛恨，总有除之后后快的心理。杀的行为，可以埋藏所有的不是与罪过，但却无法规避法律的制约与道德的束缚。青春期的叛逆心理，总在一种与“杀”相近似的思想姿态中左右矛盾着，暗自苦闷，暗自歇斯底里。

    庄子在诠释人类生存状态时，特地讲到了“立”的前提与重要性，自然万物，想“立”起来的前提都在于“破”，只有先破除旧有俗成与现实环境，才有其后的“成”与“败”。父与兄，作为先行者，总以经验与资历扮演着“山”的角色。少年为人做事，最先要面对的就是这两道关口，他们是阴影，会存在于一代人心里半辈子，让你茶饭无味、宠辱难辨。

    历史上“弑兄、杀父”而立其身的典型案例当数李世民，他是无数人少时的偶像，是驱心魔而安天下的典范。在电影界乃至文化界，“杀父”的情结当数陈凯歌，文革时代对父亲的揭发与割裂，俨然已算是旧有伦理观念瞰俯下的大逆。陈凯歌以《刺秦》中秦王杀父而立身的情节，以影射法向父亲忏悔，向天下人告罪。以贾樟柯为首的第六代电影族群，则以“无父”的姿态，对这种不可规避的文化情结进行思想逃避。

    而《红色康拜因》呢！则与《孔雀》相仿，完整而真实地将这个心结放大为影像，以现实而裸露的手段将“弑兄、杀父”的梦魇还魂。这一点，曝露了七十年代生人的文艺情怀，现实而残酷。现实中的小白、李樯，乃至于我，都无时不在以玩世不恭遮掩着自身的脆弱，都在以各种各样的说辞与做派回避眼前这窘迫的现实。但在笔墨下，却大胆得令人心悸，轻易地将多少代人都未敢直面的话题倾覆于世人，告别了往日那三言两语的玩味。

    笑着数伤疤，是种力量；流着泪欣慰，则是种境界。把思想与现实生存状态颠覆来去、左右两观，可以得见一个人最真切、最实在的那一面，我想对于小白这人，就是这个路数，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一团刺猬，那不妨就去看看他笔下的故事，去体验一下那仍在路上蹒跚的《红色康拜因》。